原文刊於台灣《青芽兒2.0版》雜誌，no.10。
緣起
我在香港的建築事務所工作五年後，於2017-2018年間，來到了台灣學習自然建築。我跟隨的是‘野地森活‘創辦人廖春媖（人稱Emma老師），由北到南穿梭台灣城鄉之間，為社區中心、學校、民宿、農田做各項自然建設。
回想那年的經歷，除了建築技術有所增長，還帶來生活上的徹底改變；致使我2018年回港以後，隨即搬到偏郊，在香港推動自然建築。當年遊學的首站，我去到了苗栗通霄鎮楓樹窩，參與一個為期三週的工作營，為一位農戶蓋農舍。本文紀錄的，便是工作營期間的所思所想。
自然建築
返回台灣現場之前，讓我先介紹一下自然建築這運動的脈絡。此詞最先在美國六十年代興起，與反文化運動有密切關係。面對人口不斷上升、能源出現危機、環境持續劣化、消費主義速食文化當道，歐美國家掀起一連串對社會、政治、環境的批判。當時的城市生活方式備受質疑，引發一場「返鄉(back to the land)」潮。這批都市人回到荒野，重新建立各項生活的基本技能:煮食、農耕等，自然建築為其中之一。
事實上，前人所建的都是自然建築。不過在過去的半世紀，我們好像失去了這份技能，甚至摒棄此種建築方式的價值。二戰後，歐美各地均大力將資源投入城市重建，政府參與許多公共房屋建設。建築師設計出標準化、模組化的建築式樣，讓不同城市易於複製。此種建築模式可降低設計及建造成本，容許更多人民成為屋主。
惟後來建築式樣流於同一種風格(international style)，世界各地大城市有樣學樣，辦公大樓和住宅大廈一式一樣。一樣的基礎結構，換上雙層玻璃增加保溫，就是北美建築；多加一點空調設備能維持室內最適氣溫，可以是香港的高樓大廈。換上不同的磁磚顏色或大小，就是另一個屋苑……全部都缺乏了對當地環境或文化的考量。
現代提出自然建築，正是重置各種設計考量；將照顧環境及人的核心生活需要，置於首位。由六十年代至今，自然建築運動的影響已遍佈全球，各處鄉郊冒起建築實驗：在美國中南部乾旱地帶有「earthship」(中譯：地球之舟)， 歐美溫帶地區有「strawbale」（稻草包）屋，中國大陸有夯土建築。
台灣的自然建築運動，大概出現在二十多年前。執業30年的建築師林雅英，在2000年初去到美國跟Ianto Evans學習自然建築。返台之後積極推進建築條例，擴闊了業界對應用自然物料的接受程度。她在2017年發起第一屆‘台灣自然建築專業交流會‘ （Natural Building Colloquium, NBC Taiwan），讓台灣自然建築實踐者聚首一堂。（我於2018年曾受邀參與第二屆NBC Taiwan）
至於香港，以自然物料搭建可用的構築物，鮮有在香港人的想像當中。究其原因，一。是一般市民難以獲得土地；二。是香港建築條例對各種構築物都有嚴格規管。「自然建築」一詞是在筆者離開建築學校以後才有所聽聞。香港的建築教育，普遍著重於理論或理性上的構思，比較忽略實質的建設和試驗。職場上經常流傳一個笑話：建築師畫完的設計圖，都建不出來的。這裡不是想質疑建築師的創意，而是香港建築專業人士缺乏對材料及地方的實際經驗。後來發現，這種狀態不單在這個行業內發生，現代人普遍都活在虛擬的電子世界，越來越習慣把自己關在人造、受控的空間。
赤腳踩泥
「泥兩桶、碎石一桶、砂一桶。」回到台灣工作營的現場。第一天早上，Emma老師如是向我們介紹如何預備建小屋的物料。我前天晚上到達苗栗這客家農村，之後三週將會跟著老師和八九個夥伴，蓋一個2坪大的小屋。這次活動，簡章說是第三梯次；意味著小屋在兩年前已開始搭建。小屋屬於泥土建築，結構由土團（cob)造成，牆厚30厘米，地基是一堆不規則大石頭，由人手堆砌而成。
建築語言上，碎石和砂粒稱為骨料，即是土團的結構。泥土是黏合物，把骨料黏在一起。黏性要出現，就必須有水輔助。
「水要加多少？」我於是問道。Emma說先來五瓢，但說不定。每天的第一份材料都是試樣。水的份量都會因為每天的濕度，前天有否下雨?不等因素而有所不同。我心想：呀，那跟現代建築鋪水泥的時候也挺相似吧。太曬的時候會在剛鋪好的水泥面上灑水，以免乾速度太快而導致裂開。
「泥砂石的比例是如何訂定的？」現代社會相信數據。這個問題大多就做個試樣，拿去實驗室做個抗壓測試，看看樣板能抵抗多少度的壓力。不過在這裏，不靠實驗室判斷，靠的是常理。Emma著我做幾個不同比例的樣品，待乾之後，用手感覺。「手捏起來最硬，掉粉最少的，就用那個比例。真的需要數據的話，可以拿去實驗室測，作為參考。」
「接下來就是用踩的囉。」Emma 說。我見台灣夥伴一下就脫了鞋子，走在帆布上的碎石和泥土堆上，有說有笑的在上面蹦跳，心裏十萬個不解。我小心翼翼的踩，每一腳都充滿肌膚刺激和痛楚。台灣夥伴安慰道：「第一次踩很正常的，多踩幾次就不疼，身體也會健康些唷！」
「怎麼才算踩夠呢？」「有做過麵團嗎？麵團要三光：麵團光，盤子光，手光。」沒想過做建築跟做食物可以有如此多共通之處。當黏土與水分子充分混合時，這種液態的黏土就像黏合劑。用顯微鏡放大的話，黏土呈片狀的。它會填充在顆粒與顆粒之間，讓它們互相吸引在一起。這個時候，就可以把土團塑造成理想的形狀；水分揮發以後，土團就會定形，變成堅硬的結構。
現代的建築物大多由混凝土和鋼材建成，再加設一系列外置節能減碳裝置，如太陽能板、環保假天花、智能能源管理等，說是回應氣候變暖的有效方法。近代的建築物都以這樣的面貌示人，成為世界各國城市走向先進、現代、進步的象徵。惟這些都屬於主動式設計（active design)，需要有電力推動的設備，才能達至恆溫。
在混凝土被廣泛利用的50年代以前，磚、木、泥土、竹曾經是常用的自然建材。人按照當地氣候盛產而輕易獲得的材料，因地制宜建造自己的居所。尼泊爾、英國有適合燒成紅磚的黏土，當地的古城、廟宇、房子都是用紅磚建的。泰國及印尼潮濕、炎熱、多雨，建築物以輕巧的木材為結構；房子通常架高起來，底層怕大雨被水淹，不會住人。中國福建有土樓，房子4-5層高，厚50-100厘米，400-500人與禽畜同住，像城堡，以抵禦其他族群。這種環境適切的建築智慧與態度，被逐漸遺忘，甚至摒棄。
也許我們實在難以想像，如何在城市的中心搭建一棟泥磚屋?不過誰說人就一定要往城市跑？
燒柴煮飯、洗澡
在屋頂上的我們，全神貫注地安裝木樑，直至突然聽到地面的夥伴在喊：「吃茶點啦！」我們雙手都被烤過的木樑碳粉染得漆黑，沒能吃，打算回頭繼續專心工作算了。這時，下面突然伸出一隻手來，說：「張口吃！」原來廚房的夥伴見我們不願下來，帶著糕點和飲料爬到屋頂，逐一給我們餵食。這是我在營中被深深觸動的一幕。
記得在城市工作的時候，同事和朋友是兩個群體，不能混集。同事間都少有展露內在或感性的一面。有機會下班後聚餐或喝酒的話，很快地，飯枱上的對話又回到工作，又或一些不著邊際的事。潛移默化之下，每天上班好像就要戴上一副面具，遮掩著大部份的自己。有的人變得萬事恭維，有的嚴肅理性，有的按章工作。
這種保護意識，或多或少說明內在的不安全感，害怕對方不接納自己的個性或想法。若果相處缺乏包容和多元，人的關係建設在薄弱的基礎上，人與人的關係缺乏信任和關懷，一旦稍有異議，容易演變成衝突，互相鬥爭和攻擊。回顧自己的親密關係、工作關係，以致觀察地域之間，這種狀況時有出現。
這種疏離，當然也跟香港的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相關。畢竟市區的公共空間不多、且住宅細小，就算朋友相聚，都要到餐廳去，或在商場流連。但餐廳都希望多做幾輪生意，常在食客用餐後催促他們離開。我自己便試過許多次，和朋友在同一晚換了三場，吃正餐的，吃甜品的，喝酒的。在缺乏公共空間的城市，關係的建立也要先消費，這使朋友之間都很難建立起共同的生活經驗。
但在工作營之中，工作的夥伴亦是生活的夥伴，我感覺自己在這環境裡逐漸被療癒過來。通霄村裏沒有餐廳，午餐靠技能交換的朋友為我們準備，早晚餐則由工作夥伴輪流負責。這裡沒有民宿，有的是村民家裏的大廳和閣樓，五六個人一起打地鋪。這裏甚至沒有石油氣爐、瓦斯爐，有的是柴火土灶、土窯，要做食物要有人生火。當這些服務的提供者就是我們的朋友時，我們好像少一份「理所當然」的態度。我相信對方的付出都是帶著一份關懷，我理解多了對方的限制，我知道多了對方的需要，我多一點感恩。
而且這裡的生活設備、資源運用，都總帶著對環境的關顧，秉持「大自然沒有廢物」的理念；都市人也確實是要些時間適應過來的。Emma跟我們介紹說：這裡沒有抽水馬桶，有的是乾濕分離廁所。小便、大便分兩個容器盛載，能保持糞便乾爽。當有足夠的覆蓋物、而碳氮的比例又適當的話，糞便其實是可以不臭的。糞便以桶子收集起來，待一年多以後，確認分解成熟，便可以回到田裏。
水龍頭出來的水，來自井水，也來自屋頂的雨水收集系統。用過的水（棕水）會收集起來，流經幾個桶子作過濾後，流到魚池或花園。廚房煮飯是有柴燒的，燒的管道同時經過洗澡的儲水缸……
珍惜資源是老生常談，不過每次回到自己的日常，又很容易回復自己的老習慣。畢竟改變除了需要內在的動機，也需要外在環境支援。我慶幸有這群工作與生活夥伴，陪伴著我的成長。
身體練習
在那三星期裡，我們每天七時半吃早餐，八時半至五時工作，晚上六時半吃晚餐。由於是土團屋，每天的基本工作都離不開踩泥、做土團、做土牆。在人手充裕的日子，會額外開工作隊，負責烤木頭，讓外層碳化，減少昆蟲、霉菌滋生的機會。Emma說，土團屋每天最多能增高1米，一天之內做太高的話，底層新做的土牆未乾，會被上邊新做的土壓至變形。每天看見土牆有所增高，很有成就感。不過，在工作第一週，每天收工時都全身疲勞。
記得我回到香港跟朋友、親戚分享經歷時，他們不約而同回應：這簡直是「自討苦吃」！自然建築的活動，大多需要參與者在戶外勞動6-7個小時，活動沒能將製成品帶回家，能帶走的僅是一副疲憊的身軀。
究竟有什麼東西，吸引人付費參與？
原因也很簡單：這種勞動好快樂。踏實的工作，以自己的體力和時間，直接換取成果。人的作息，重拾一種節奏；一種非人為控制、一種與自然萬物連結的節奏。我對自己、對別人、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多了感受。成長在虛擬、物質化、資本主導的世代，這份疲勞十分重要。因為疲勞使我察覺自己成長背景的優越，感恩環境所給予我的一切，使我更有勇氣選擇自己的生活。
而且工作營裡也不只是得勞動身體，偶爾也會有各種「身體練習」。有時做瑜伽伸展，有時冥想，有時會一起舞動身體（跳舞），短則5分鐘，長則30分鐘。練習雖短，但當持續而恆常地發生，穿插在工作和生活之間，也帶來了一種嶄新的感覺：覺知。
不論是在工作之前、之後，甚或之間，這些練習的核心，都想將大家帶回自己的內在感受，問自己：你此刻有什麼感覺？我為目前所發生的事情而感恩嗎？目前的工作有使我難過嗎？再深一層的問題是，這份感受反映自己有什麼需要？我可以如何調整自己讓自己更享受其中？亦或可以如何邀請夥伴提供支援？
其中一天，帶領者便邀請大家用一首歌的時間，任意忘我地舞動身體。喇叭一開，一首16拍的樂曲聲揚起。如此五分鐘內，大家抖擻精神，打破隔膜。
時間飛逝——在那二十多天，我們持續踩泥，呼吸，回到自己，傳土團，嘻哈，土團掉了，土牆快到頂了，累了，有人餵食，邊做邊說，有人興致大發，在屋頂上跳起舞來，太陽要下山了，「不行！我們把這個做完！」
三週的工作營過去，我們建立起工作和生活的節奏，勞動有時、止息有時，有疲勞、也有歡樂。我心想：這樣的生活和工作好可以持續呢。
後記
從台灣返港，我沒有回到建築事務所工作。初期幾個月，我去到幾個住鄉郊的朋友家寄居，以類似打工換宿的形式，為朋友蓋戶外廚房、打理店舖、當廚房幫工等。現在回想：為何我沒有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場景，嘗試在現有的系統中帶動改變？為何我會去到村裏，做些好像跟“建築”扯不上關係的東西？
改變需要個人意志，也需要外在環境支持。缺乏志同道合的夥伴、試驗和實踐的空間的話，那些遊學時期的美好經驗只能成為回憶，那個自在而喜樂的自己也會打回原形 。究竟哪裡才有適合的土壤？
2018年吹襲香港的超級颱風“山竹”，讓我遇上“南涌”——一個位於香港東北的村落，聚集了一個重視鄉郊文化、積極保育生態、照顧彼此需要的社群。（後來知道這裏正在推動“生態社區”）這次颱風為村裏的建設帶來嚴重破壞，同時也成就了一個建築實驗：以生態友善方式重建社區廚房（原為一個金屬貨櫃屋）。我以香港出眾的竹棚結構為基礎，在棚架上掛上稻草，用魚塘的泥扶在草面變成牆壁，動員村民和他們的朋友一同參與。兩百多平方呎的廚房，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完成。這個廚房也成為了我在香港首個實踐的自然建築。
